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字的书

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字的书 《星火燎原》编辑部前身是1957年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”的编辑部。作为一个临时性负责征文的机构，工作人员没有想到其历史能延续26年，而且“谁也没有想到，后来会因为政治风雨，遇到这么多难题”。 　　50年后又重新整理编校 为了写他那本《长征，闻所未闻的故事》，《纽约时报》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1985年专程来到中国。外交部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找到当年曾经担任《星火燎原》丛书编辑的王愿坚参与接待。王愿坚对红军史的谙熟源自《星火燎原》的工作经历。他的夫人翁亚妮说，有一次，王愿坚和杨得志总参谋长聊到一个战役，甚至提醒亲自经历过这个战役的总长记错了战役时间。翁亚妮说，王愿坚当年谢绝了索尔兹伯里提出请他共走长征路的邀请，他自己想写长征史，但最终没能完成夙愿。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军旅作家，王愿坚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便是在《星火燎原》编辑部当编辑。这套丛书从1957年开始编撰，但它命途多舛。王愿坚当年的同事张麟向记者叙述了复杂的出版过程。 《星火燎原》前身本来是1957年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征文”。1959年上半年，征文汇集编辑成《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》上、下册出版。是年7月庐山会议后，此书刚刚发行了很少部分就被收回。同年12月，毛泽东给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题词“星火燎原”，“三十年征文编辑部”改名“《星火燎原》编辑部”，所有预计出书也改名《星火燎原》。 张麟回忆，《星火燎原》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7本。由于编辑约稿周期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纸张匮乏，这7本书并未按顺序出版。“哪一本弄出来，能出就先出它。”1960年，讲述长征故事的《星火燎原》第三册最先出版；随后1961年出版了红军时代的第四册和抗战时期的第六册。红军时代的第二册和抗战时代的第七册1962年出版，1963年又出了解放战争的第十册。本来应该最先出版的第一册却直到1964年5月才出版。《星火燎原》全部十册直到1979年1月才全套重新出版，1982年8月出齐，当时的出版机构是解放军出版社前身战士出版社。 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施雷提到，原先编辑出版时，因纸张匮乏，《星火燎原》不得不尽可能压缩篇幅，使得征文遴选后的数万稿件只收入了337篇。所幸当年全部征文稿件被堆放在总政办公大楼的地下室，因无人问津居然躲过历次政治风暴，奇迹般地完整保存下来，连每份稿件的稿签和详细登记都完整在案。作为当时《星火燎原》编辑部直接负责人之一，黄涛是唯一经历了编辑部26年全部历史的人。1975年黄涛前往战士出版社工作后，设法把这些珍贵资料搬到平安里三号现社址。通过出版《星火燎原》季刊、双月刊和丛刊，一些未经使用的文章陆续被发表。 2006年11月底，解放军出版社抽调了二十多位编辑和退休干部，对这些尘封多年的文稿重新整理编校。作为纪念建军80周年的献礼，7月21日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首发了10卷本《〈星火燎原〉未刊稿》。施雷说，这次出版的10卷本《〈星火燎原〉未刊稿》丛书的亮点之一是收入了反映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，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和总结一些重大事件教训的文稿，并首次披露了一些重大史实。 《星火燎原》如何开始 1956年，为了在第二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，中央军委决定总结军队战斗历程，编一部书。当时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军史党史。总政很快在全军发起“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年”的征文活动，也广泛在中央、省、市一级报刊上发了征文启事，同时从总政文化部和宣传部共调来10人，成立了一个编辑部。黄涛当时是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，被安排兼任“三十年征文”组两位组长之一，另一位是总政文化部文化处处长刘亮。 当时的困难主要是两条:第一，当时党史和军史几乎没有太多资料可查，要梳理澄清稿件中的许多细节必须依靠采访。第二，是对历史问题的判断，“因为党史、军史上有很多判断问题，谁也不愿意轻易表态”。当时全国解放不过7年，有利条件是当时全军一大批高级将领，年龄普遍都在30~50岁。黄涛拿出第一版《星火燎原》，那上面还有当年的征文要求:讲述个人经历。黄涛提到，那时候征文，“不但征集容易，各种报纸也都热衷刊登这类回忆文章”。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就曾主动找到编辑部提出写文章，邓子恢甚至亲自在稿件上手绘了一幅地图，用以说明文中所述当时的作战态势。黄涛说，1956年7月发起征文，8月就收到第一篇应征稿——时任全国人大民委兼国务院民委副主任谢扶民写的《苗山一夜》。一年时间，解放军各大军区政治部就收到三万多篇征文，经各军区政治部征文小组筛选后，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一万篇。 时任《星火燎原》编辑、后来的诗人丁芒回忆，《星火燎原》最初预定编成10册，先编辑红军时代的4本，同时采访上将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。当时由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亲自挂帅，很多省军区司令员兼任军区征文组组长。 来源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