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网河南频道2月9日讯 大河网-大河报报道：白均在郑州一家火锅店工作，仰望对面高耸入云的电视塔，她在被都市繁华震撼的同时，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感常常从心底涌起。
白均的梦想一直不稳定，小时候，她的梦想是赶快长大，能像邻家大姐一样，拉个旅行箱外出打工，回家时衣着光鲜并烫了发；等她初中毕业真正外出打工了，她又梦想能像城里姑娘那样恋爱结婚，并自由支配自己的工资，因为她打工的收入，既要供弟弟、妹妹上学，又要支付母亲高昂的医疗费；现在，跟丈夫一起在郑州打工近１０年的她，竟然说不清楚自己的梦想。
顿挫了一下，白均终于说，她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女儿培养成城里人。
老板临时变卦记者另觅女工
王邦友是河南省川渝商会秘书长，说起川渝在豫的打工情况如数家珍。
目前，整个川渝在郑打工人数已超出百万，其中男性占６０％，女性占４０％。在这百万打工者中，有约１５万人从事服务业，其中７０％从事的是餐饮业，这７０％里面，又有８０％是女性。“川菜在郑州占有半壁江山，高、中、低档都有，确实是走进普通百姓生活中去了，而在服务业中独树一帜的川妹子，也早已被郑州人民所接受。”王邦友说。
２月２日，在王邦友的介绍下，记者在伊河路与工人路交叉口附近一家重庆小吃店找到了３３岁的开县女工张秀英，她已是３个孩子的母亲，来郑州打工刚满一年，在小店里不仅当服务员，还兼任半个厨师，“每天都累个半死，想早点回家”。
记者结束当晚的采访后，２月３日上午与张秀英一同订好了晚上开往达州的Ｋ７４５次列车车票，但店老板却临时变卦，不同意张秀英回家：“这几天店里生意正好，不到腊月二十八店内服务员谁也别想走！”
“明年说啥也不会再来他店里干了，另外一个女孩子也不来了，没一点人情味儿。”张秀英说。
为了填缺，王邦友帮记者物色了另一位服务员白均，她在中州大道与航海路交叉口附近一家水煮鱼火锅店打工，家住重庆市江津区双福镇，一个因福寿螺而闻名的乡村小镇。
３０岁的白均是这家火锅店内的普通服务员，老板破例在一年中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准许她提前回家，因为她妹妹前段时间在家出了场车祸。
得知放假她兴奋得浑身颤抖
白均的丈夫陈仁田不能与她一同回家，作为这家火锅店的厨师长，他深知这时候离开对老板意味着什么。当天的报纸称，往年一到这时候，保姆大都要回家过年，饭店的服务员也明显减少，今年郑州的情况亦不容乐观……
得知老板给自己提前放假，白均高兴得浑身颤抖。她小跑着回去收拾行囊，旅行包里装上了丈夫过节穿的西服，给父亲带的河南香烟，还有几十斤猪油。“重庆的猪油要１０元一斤，而郑州还不到５元。”白均说。
白均８岁的女儿陈樱也在郑州，她是去年春节前来的，老板安排的学校，“一年多没回老家，早想爷爷、奶奶了”。
出发前，兴奋的小陈樱还抽空与店里的叔叔阿姨们打闹，有人问她：“过几天我们回去了到你家吃饭去，你给我们做啥好吃的？”“福寿螺、水煮鱼，这都是俺家乡的特产，请点菜！”陈樱的“大人腔”引来一片笑声。
打的到火车站，白均母女被广场汹涌的人流吓着了，陈樱不再说笑，白均也紧绷着脸。候车大厅内，乘客或坐或站已将所有能利用的空间占据，等了许久，广播里传出开始验票的讯息，母女被一股巨大的人流推着往前挪动。好不容易挤上车，白均已经汗流满面，累坏了的陈樱找到座位后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“她们都挣了大钱，但我不想干那个”
１９９５年，初中毕业的白均没有继续上学，而是跟一个远房亲戚到成都一家纱厂打工。白均是这样考虑的：“一是我妈长年有病，家里经济困难；二是弟弟、妹妹都在上学，靠爸爸一人打工挣钱供不起三个学生；还有就是，我很羡慕邻居家的姑娘们，她们打工每年回来的时候都拉着旅行箱，烫着发，特时尚。”
刚入厂那阵子，白均的技术还不熟练，除了吃饭、上厕所、睡觉，都是在车间里干活，每个月可以挣５００元钱。除去１００多元开支，白均会把剩余的钱都寄回家里，弟弟、妹妹的学费以及母亲的买药钱，都在等着她的工资。
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５年，白均终于烫了发，也买了旅行箱。她也会不时听说，不少以前一起打工的姑娘去了南方，有的去了歌厅或舞厅。“她们都挣了大钱，但我不想干那个。”白均说。
２００１年春节前几天，白均与在郑州打工的陈仁田结婚了。陈仁田从部队转业回乡，他家离白均家不远，他选择做厨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在镇上饭店学了一年多，便投奔在郑州开店的老乡了。
婚礼是在陈仁田位于半山腰的小院举办的，总共花了几千元钱，很简单。陈仁田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妹妹，父母均在家务农。
婚后，白均随丈夫来到郑州，在他打工的火锅店内当服务员。一年后，陈樱出生了，白均再次回到重庆，主要任务是养孩子。夫妻俩在这一年还做了件大事，贷款在镇上买了套房子。“主要是丈夫怕我在山里住着受罪，买房花了６万多元，装修又花了５０００多元。”白均说。
但新房仅让白均享受了一年，女儿１岁大时，为了早一点还清贷款，她狠心将女儿撇给老人，自己再次到郑州打工。“还是到饭店做服务员，但没与丈夫在一起，他当时在中牟一家分店干，我还在总店。”从家走那一晚，女儿哭了一夜，而白均说她哭了一个多月才慢慢缓过来。
这以后的几年，白均每年都盼着春节，因为只有在这短暂的假期里，她才能与女儿和妈妈团聚。“我回去抱她的时候，她哭着掐我，已经不认识我了，我心里那个难受啊。还有，妈妈去世时我不在家，现在想起来就流泪……”白均说。
２月４日下午２点，白均母女在重庆北站下车后一下子活跃了许多，不断用正宗的重庆话与拉客的饭馆伙计开玩笑：“到家了撒，还吃啥子饭嘛，家里有撒。”
女儿跟着她上学，不再是“留守儿童”
从重庆到双福镇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白均告诉售票员到一处收费站下车，却不见司机停车。后来下车白均才知道，她家附近的标志性建筑“收费站”已经拆了大半年了。有熟识的邻居见她回来，一边打招呼一边介绍，镇子上要搞开发了，不仅要扩路，还要建厂房和育苗基地，“还是你们两口有眼光，在镇上买的房子都快涨到１０００元一平方米了”。
白均家的房子在镇子正中央一个拐角处，一楼是一小间门面房，二楼是两室一厅，总共１００多平方米。公公婆婆在一楼、二楼摆了几张桌子，开起了麻将馆。“一桌２元钱，基本能顾住俩人日常开支，我俩的工资差不多都用来还账了，去年手头略有些宽余，就把女儿接过去上学了。我这一辈子不提了，现在就想着让女儿与城里孩子一样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将来过得更好。”白均说。
“快上楼，饭都凉了。”早已在门口站着的二老一见到媳妇、孙女就乐得合不拢嘴，得知她们要回来，老两口早早就关了麻将馆，又是炖鸡又是去田地挖野菜。
吃饭时，白均不停地向二老汇报着在郑州的见闻，“人家城里的女人上班就是上班，下班了就是休息，还有双休日，不像我们打工的，只要有客人就不能下班，我在郑州快１０年了，就去二七塔耍过一次，还是因为下雨了店里生意不好……”
“不行就回来吧，咱镇上也有好几家工厂了，有好多年轻人都不出去了，就是听说工资有点低。”楼下传来咚咚的锣鼓声，婆婆急忙扒拉完碗中的米饭，掂起腰鼓领着孙女要出门，“走下楼耍会儿去，一帮老朋友都等着呢”。
白均跟着婆婆也下了楼，她想起在郑州的时候，火锅店外的夜晚也会有锣鼓声传出，只是她从没加入过一次，因为那时肯定是店里最忙的时候。
陈樱已经与一群小朋友打得火热，她对一个伙伴说：“我妈带我回来的，你妈还没回来吧？”
一年前，她与这些跟着爷爷奶奶的小朋友一样，都还被称为“留守儿童”。路灯下，陈樱向小朋友炫耀胸前别着的一个小圆牌子，那是她参加学校一个活动时发的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“孩子快乐，不孤单。”
专／家／点／评
女性农民工更需要社会帮一把
因工厂流水线、服务业等对女工用工年龄的苛刻，结婚生育后超过３０岁的女农民工，在城市里获得的就业机会要比年轻女孩少得多。她们大多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，比如捡拾废品、做保姆、卖菜等，或者在更“低档”的用工单位求生存，甚至和男人一样从事重体力劳动，她们在打工者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。
而很多农村女孩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即进城打工，并将收入交给家里供哥哥结婚或弟弟上学，成为家庭分工中的“工蚁”。涉世未深的她们，在城市面临更多的诱惑，比如收入远高于一般工作的性服务。也有一些人因情感上的孤独，随便地找男性作依靠，却缺乏在两性关系中自我保护的知识和能力。
更让人伤心的是，大多女农民工结婚后，不但如前所言失去了更好的就业机会，还要承担生育、照顾孩子等家庭责任，并且单身时的独立性也让位于对丈夫的依附性，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进一步降低，生活变得更加艰辛。
对此，我认为政府和社会应为其做得更多，比如加强年轻女农民工的技能培训，让她们成为月嫂、高级家政服务员、美容美发师、高级技工，能靠自我在城市立足、在家庭里获得地位；比如为女农民工在城市创业提供小额贷款，帮助她们开设自己的店铺、摊位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已告诉我们，贫民中的女性，是更好的贷款者。
于建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，三农问题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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